文/赵赵84
对台湾文学最初的了解，就是从台湾对大陆的乡愁文学作品开始。余光中的《乡愁》可以说是最耳熟能详的，还有流沙河的那首凄婉哀绝《就是那只蟋蟀》，还有于右任那首悲怆到无以形容的《国殇》。
乡愁很久很久在我心中就是对台湾认知的符号，当然这些都是赖及我们语文教材的推广，还有我是很爱很爱台湾的，因为它有神奇美丽的日月潭。看吧，这就是爱国教育的作用。我也越来越理解，为什么台湾执政者要改课纲，而民进党不惜拿出发家手段煽动学生去占领教育部。
教育的事先到此为止，现在来说说王童导演的这部作品《红柿子》。王童是台湾八九十年代很重要的一名导演，顶峰时期的作品是《稻草人》，《香蕉天堂》，《无言的山丘》，被称为台湾近代史三部曲，与侯孝贤的历史三部曲有同工之妙。《红柿子》是年的作品，也是他关于历史题材作品的终结。这部作品有半自传性质，也给了他之前为什么拍那些历史题材作品答案。红柿子在这部作品里也是符号，就如流沙河笔下的那只蟋蟀，浓缩了外婆对大陆的拳拳乡愁。
看《红柿子》里的主角外婆，不自禁的会想起侯孝贤《童年往事》里嘴里常常叨念着“阿孝咕”的奶奶。然而比起那里面祖母的神经质，老演员陶述塑造的外婆要开朗喜感很多，不过也正是这喜感也引来了当年金马奖时很多人的批评，无缘最佳女主。那届金马是姜文的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横扫海内外影坛之时，而这《红柿子》里表达的情怀正与当时的大环境是格格不入的。
当时的政治环境是，年李登辉与连战合作，赢得台湾总统大选，绿色势力就是那时候开始抬头，李登辉那时把国民党里与他政见不合的人基本收拾干净，抛出“台独”“两国论”，力争要把中国国民党本土化，至此台湾开始陷入二十年的本土派与外来派的漫长斗争。台湾作家朱天心曾说：“以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来说，当年外省人和本省人是有些差异，但这种差异并未妨害到人们的生活，外省人和本省人正常地交朋友、结婚、生活，并不象美国当年的种族问题一样壁垒分明。台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没有所谓的族群问题，是李登辉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。李登辉主政后，不断操弄族群议题，以族群为工具打击政敌、解决党内纷争。”知道了朱天心的这段话后，我也明白了台湾那所谓民主的真正渊源。
王童导演撞着了这个历史时间，他的《红柿子》被金马无视也确实合乎情理。这部片子的整个气氛非常的温馨，有十个孩子组成的大家庭，而被外婆乐观开明又非常有中国传统的管教，一切都井然有序，孩子们都快乐幸福，这样子的外婆真是最最美好的童年回忆。虽然外婆她说她最好说话，住到哪哪里就是家，但是她的内心深处还是茁壮的长着一颗红柿子树，是她魂牵梦绕的永远挂念，所以她偷听到女婿说要反攻大陆，感觉兴奋，可是反攻失败，她又惆怅。老人最后葬于异乡，仿佛也是埋掉了那一代台湾人的乡愁。《红柿子》之后的台湾影视中好像也确实再也没有这方面的表达。也可能是时间冲淡了一切，也可能是年轻一代的崛起，更重要的原因感觉还是在大陆切实生活过的人的老去。
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每天都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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